第一章 (第2/3页)
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他爸爸，渐渐地他学会了反抗。别人再这么说时，他也说：你是我儿子。
权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亲爹，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反抗着父亲。这种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父亲先是怔了一下，马上就哈哈大笑道：好，这小兔崽子真是我儿子。
权这时就真的很敌意地望着父亲了，此时他站在父亲面前，不是兔崽子，而是活脱脱的一个狼崽子。那架势随时准备上前和父亲撕扯一番。
父亲接母亲和权去他那里的一路上，父亲几次想把权抱在自己的怀里，都被权愤怒地挣脱了。一路上，权一直愤怒、警惕地望着父亲。父亲无奈，大度地笑一笑，也就随权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那天晚上，自然是父亲和母亲还有权一起睡在一个炕上。在权没有睡着之前，权说死说活也不让父亲上炕。父亲没有办法，吹熄了灯，只能在暗影里坐着。后来权睡着了，父亲才宽衣解带摸到母亲身边。
父亲五年没见到母亲，当时父亲急如火煎的样子可想而知。正在父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和母亲送到极乐世界里的时候，这时悲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父母都很投入，谁也没有想到权会在这时醒来，而且爬了起来，愤怒地扑向父亲……
在以后出生的几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老大权。在权的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后来权也当兵入伍。在当上连长不久，珍宝岛自卫战打响，权所在的部队上了前线。结果权牺牲在了那个冬季。
父亲得知权牺牲后，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站在办公桌前面，默默地凝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他只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你真是我儿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战争中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平静的一段夫妻岁月。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解放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也取得了胜利。在一连串的战争间隙里，父母同心协力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是林、晶、海。晶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些孩子都是在战争中呱呱落地，父亲在战争的间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抗美援朝结束后，战争就真的结束了。成了首长的父亲从朝鲜归来，便在一个北方城市落脚生根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家。家自然坐落在部队营院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在院落的一隅又僻出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清一色是日式建筑，灰色的水泥建筑，这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遗物。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建筑，最后竟落到敌人手里。这些建筑异常的坚固，有点像日本人的炮楼。父亲一直在这里住到离休，那幢小楼仍风雨不透。父亲曾对着这幢小楼感叹：这小崽子真他妈的……父亲不知是感叹日本人，还是感叹日本人的建筑。
总之，父亲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家——一幢日式小楼。楼不大，楼下有七八间房，这对父亲来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他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仗的准备，没想到这么快战争就结束了。于是他拥有了这个风雨不透的家，家里面住着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一下子安定下来，打惯仗的父亲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他第一次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竟不知如何是好，站起坐下，坐下又站起，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才合适。以前他从没有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过，如果说是有一间房子的话，那就是他的指挥部。不管是战前，还是战斗中，指挥部里总是热闹非凡。作战参谋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墙上桌子上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作战地图。父亲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他才显得游刃有余，心里才踏实。此时的父亲真的无所适从了。参谋人员也偶有进出，电话铃声也时而响起，这一切，远没了战争中那种紧张和忙碌。
无所适从的父亲，渐渐觉得气不那么顺了。部队面临着重新建设，各种计划和设想纷纷诞生。于是参谋秘书们不停歇地往他的案头投送各种材料和报表。父亲对那些文字天生的反感，有不少不了解父亲的下级，把那些材料恭敬地放在父亲案头，说一声：首长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父亲就火了，他拍着桌子吼道：我是睁眼瞎，你们难道也是？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管个屁用，它们又不会说话。
于是秘书就承担起了给父亲念文件的任务，每份文件都由秘书先念给父亲听，再由父亲拍板定夺。父亲有时也不定夺，他听着那些文件，越听越有气，然后就打断秘书道：别念了！这么点小事也啰哩巴嗦地写这么长的文件，底下那帮人是干啥吃的。他们啥事也不做主，都让我拿主意。还让不让人活了！
秘书听了父亲的话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小声解释：首长，这是程序。
父亲不管那么多程序不程序的，他觉得只有战争那才关系到成败。和平年代，哪个师多了什么编制，哪个军少个师长，这都不算啥大事。
有时父亲听秘书给自己念文件，念着念着父亲在那叨叨声中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而且打起了鼾。秘书便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那么难受地手捧文件站在那里，直到父亲醒来，秘书再接再厉地念下去。
父亲被和平生活这些毫无头绪的琐事搞得心情烦乱。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下班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仍得不到缓解。
老大权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还在幼儿园。他们吵吵闹闹，楼上楼下蹿来跳去。母亲那时在一家部队医院里任职。她已经不当医生了，当上了一级领导，上班下班的，也有很多大事小情等着她去做，这些孩子她基本上也没有精力去照管。在战争年代，孩子们有保育员，和平年代了，他们不是上学就是幼儿园，只有晚上才回到家里。
下班后的母亲，还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孩子基本上就处于自由化状态。因为对父亲感情生疏，父亲出来进去的，他们根本没把父亲当回事，该吵就吵，该闹就闹。
父亲回到家，楼上呆一会儿，楼下又呆一会儿，他不管呆在哪里都得不到清静。白天秘书已在他的耳边叨叨了一天，此时的父亲耳畔仿佛有几架敌机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大叫一声：你们都给我住嘴！
孩子们突然遇到呵斥一时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轰的一声又跑到了楼下。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该干啥还干啥。连续几次之后，在这期间，母亲也抽空从厨房里走出来制止过孩子们的这种胡作非为，可是只消停一会儿。父亲忍无可忍，扑向了孩子们，就像扑向了敌群，劈头盖脑地把几个孩子都揍了一遍。这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没有止住孩子们的闹，还引来了他们集体的大哭。
这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她一个接一个地哄劝孩子们，让他们都停止了哭，坐到饭桌前。父母也坐到了饭桌前，父亲早就没有了食欲。他吃什么都索然无味，于是，他就把火气发在家里唯一的明白人——母亲身上。他冲着一桌子的饭菜说：这哪里是吃饭，简直就是猪食。
父亲说完狠狠放下碗，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母亲做菜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母亲是学生出身，战争年代都吃食堂，那时也不可能讲究，有吃的能吃饱就不容易了。冷不丁自己做起了饭菜，质量上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的讲究。其实，父亲也不是挑肥拣瘦的人，啥苦他没吃过，在朝鲜，一把雪一口炒面他也过来了，此时他发火完全是他的心情所致。
父亲这样，母亲自然也不高兴。见父亲摔了碗，她也没心思吃饭了，眼里含了泪，径直找到父亲说：我做饭就这个水平，要想好吃，有本事你自己做。
母亲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也算从小参加革命，什么场面她也算都见过了，她没法忍受父亲这一套。她才不管父亲是不是首长呢，那是在外人眼里的首长。
父亲不再提伙食的问题了，他又说起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最后父亲竟恶毒地说：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一时气得脸色苍白。
父亲说完一摔门就走了。
从那以后，父亲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每天，父亲去干部灶排队买饭时，总有一些机关年轻干部冲父亲投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父亲于是瓮声瓮气地说：看啥看，快吃你们的饭。这些年轻干部便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了。在这支部队里，父亲的名声和他的职务一样，让下级们望而生畏。
这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父亲眼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还不适应这个家。父亲过惯了南征北战的日子。那时部队就是家。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觉得伤心委屈。这么多年来，父亲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父亲让母亲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然后他拍一拍屁股去南征北战了。然而母亲却无法躲开这种现实，她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这几个孩子。四个孩子让母亲费尽了心思，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现在条件好了，父亲又嫌弃这个家了，这使母亲伤心不已。母亲那时就想，父亲走就走，不回来才好呢。
父亲离家出走，吃住在部队里，不久便被各阶层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觉得这是个大事，老石家里出了这么大事，那就是部队的大事。于是分管政治的老冯找到了父亲。老冯和父亲搭班子已经很久了，父亲一直抓军事，老冯抓政治。老冯戴眼镜，一脸的知识分子气。老冯的确有水平，经常捧着马恩列的著作看。父亲看不惯他这一点，曾说：老冯你看这些有用，又不管打仗，又不管吃喝。在父亲眼里，看书就是瞎耽误功夫。因为老冯读了很多书，在指挥打仗时就不管用，部队打仗都靠父亲指挥拿主意。因此，父亲不太把老冯当回事。现在不打仗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冯一会儿一个方针，一会儿一个政策，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老冯自己的还是上级的。总之，搞得父亲不明不白。索性，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父亲理都不理，他只管队伍的建设和训练，父亲认为以后打仗这些都用得上。
老冯找到父亲就说：老石呀，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这样？
父亲这人处事历来不拐什么弯，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他就说：家里太乱，不是人呆的地方。
于是父亲就把家里鸡鸣狗跳墙的景象说了说，他又补充道：像咱们这样的人，就不该有啥家。
老冯推一推鼻子上的眼镜，深刻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
那时的部队刚稳定不久，后勤保障工作还没有确定下来，一切还都显得没有头绪。但老冯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看待“家”。
不久，在老冯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成立了全托幼儿园。父亲的四个孩子，除老大权之外，都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这使得一批像父母这样的双军人，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中。
在一派大好形势下，父亲在老冯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半推半就地回到了那幢二层小楼里。没有了孩子的家，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和日丽。只有老大权进进出出，权已经上小学了，况且权天生早熟，他很少说话，没事就盯着某一个地方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权的存在一点也不影响父亲。
父亲的怨气得到平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嘴脸，她越想越觉得委屈，然后就独自生气。一天到晚，不管父亲说什么，她就是不理父亲。
父亲的情绪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就有了过剩的精力。每天晚上，他和母亲躺在床上，他就又有了求欢的要求。母亲显得极冷漠，她严严实实地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不管父亲如何挑衅，她总是无动于衷。父亲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动手去扒母亲裹在身上的被子。母亲就大声地说：你住手，我不想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我怕再生个孩子，没人管。
这句话说到了父亲的软处，一下子他就软了，吸了口气，翻过身并不舒畅地睡去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最后还是母亲妥协了，毕竟他们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在后来的岁月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使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
父亲不仅一生没有得到母亲的真爱，他甚至也没有做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几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旁。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这些孩子们一直对他敬而远之。他也没有兴趣走近孩子们。但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面前，他却武断专行。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从中学毕业了，又一个又一个地被他送去参军了。在父亲的眼里，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甚至连孩子们的意见都不征求，因为他是孩子们的爹，他是部队的首长，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因此，孩子们对父亲的感情很疏远，没有一个孩子和他说过真实想法。父亲这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做法，使晚年的父亲尝到了孤独的苦果。
那些日子，虽然父亲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了解。白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晚才回到家里。权有时放学之后，直接去找母亲，母亲带着权吃食堂，父亲更乐于这样，他真的吃不惯母亲的饭菜。况且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父亲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部队的建设管理上。天黑了好久，父亲才回家。大部分时候，母亲已经睡下了。有时母亲和权睡在一起，有时就睡在父母自己那间卧室里。不管母亲睡在哪，父亲从不计较什么。他觉得这种毫不相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在他的理想里，这大约就是最好的模式。
父母自从在延安被组织介绍结合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觉得有了自己各自的工作就什么都有了。况且，现实，又无法让他们各自警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他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父母直到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直到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生活中的两类人。
母亲是学医的出身，洁净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不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和平生活，她都如此。这一点和父亲的习惯却大相径庭。父亲从小到大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一点是母亲无法忍受的。父亲不论干什么，不管自己有事还是没事，他总是显得匆匆忙忙。每当吃饭前，父亲总要走进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的父亲，从来就不洗手，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碗或抓起馒头。母亲为了父亲这种不良习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父亲就是无法改变。父亲每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母亲就皱眉头。父亲的样子，使母亲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见母亲仍没动静，便抬头看母亲，见母亲那副难受的样子，这才想起什么似的。放下馒头，走到水龙头前，粗枝大叶地冲了冲手。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我手又没摸啥，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便没了食欲，草草地吃上几口。便没滋没味地收拾桌子。父亲并没把母亲的不快放在心上，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这种状况，时间长了，母亲无法忍受。便在每次吃饭前，把饭菜单独为父亲盛出米，放在一旁。当父亲来到桌前，看到这副景象，就长长叹口气说：你做医生做出毛病了。我的手又没摸屎，有啥不干净的。
叹完气的父亲就去草率地洗手。从那以后，父亲也条件反射地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说是洗手，其实就是为遮人耳目地在水龙头前意思意思。水龙头放到最大，伸出手光碰了碰手指。香皂是用不着的，他认为那纯属多余，于是每次都那么意思一下，也算是讲究卫生了。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从父亲身上明白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想改变一个人比登天还难。
父亲不仅不洗手，他还没有刷牙的习惯。牙具是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每天早晨，他总是例行公事地把牙刷弄湿，在嘴里搅一搅，就算是刷牙了，晚上睡觉前这样的例行之事也免掉了。
更让母亲无法忍受的是父亲还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时一个月也不见父亲洗一回澡。男人汗馊味经常在父亲身上弥漫。每天睡觉的时候，母亲都把自己的身体移到床的边沿，她努力地使自己和父亲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毕竟有限，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臭气熏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求求你了，洗一回澡吧。
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咋了，两个月前我刚洗过。打仗那会儿，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回澡，我活得照样很好。
母亲知道说这些话，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母亲便无奈地叹气。每天睡觉前，母亲总要在卧室里点燃一支印度香，那时还很少有香水。
父亲对母亲这一切总是粗心大意，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母亲的情绪和变化。在父亲的眼里，母亲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父亲同时也看不惯母亲那一套。除了生活上他们的不习惯以外，还有母亲经常叹气，要么母亲就经常脸色苍白地望着某一个地方发呆。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发现母亲这些，那时要发现了，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和母亲结婚。
在父亲的心目中，女人就应该风风火火，大着嗓门说话，手脚麻利，脸色永远像天空中的朝阳，这才是健康的女人。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眼里显然不够标准。他甚至一直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母亲便再也没有气力起床了。父亲在心里把母亲怜惜了。
每次母亲让父亲洗手、刷牙时，父亲就找到了反击的理由，他说：我这样没病没灾的用不着洗手、刷牙，只有有毛病的人才那么穷讲究。
他的话噎得母亲半晌回不过神来。
母亲有晚上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母亲读书时，父亲就躺下了。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脑袋一挨枕头便能睡着。睡着的父亲仍然很不讲卫生，不是咬牙就是放屁。有时，父亲都睡醒一觉了，睁开眼睛见母亲仍在看书，就长叹一声说：你累不累呀。这么说完，翻个身又睡去。
母亲有时放下书，望着身边的父亲。望着望着，她经常吓出一身冷汗。她觉得父亲是那么的陌生，她就和这个陌生的人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想到这，就真的睡不着了。她还在涉世未深时就嫁给了父亲，那时，她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丈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与父亲的结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于是母亲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冰冷伤心的泪水洒在无依无靠的黑夜里。
父亲对四个孩子，没有费过什么心思，却费了不少力气。他的力气都用在了暴打孩子上。
四个孩子相继地上了学。母亲那时也忙，没有过多的精力教育孩子们。四个孩子继承了父亲身上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胆量，他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经常在外面打架，每次打完，老师总要把电话打到家里向父亲告状。父亲觉得让老师把状告到家里很没面子，便不问青红皂白，抓过来就打。一时间，孩子们的惨叫声从楼上传到楼下。父亲一边打孩子一边问：你服不服？孩子就答：服了。父亲又问：你还打不打架了？孩子又答：再也不打了。父亲仍不解气，又用力猛打几下，才住了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隔几日，又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于是，楼外路过的人总是隔三差五的能看到父亲跃马扬鞭暴打孩子的身影。父亲痛打孩子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打起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有时母亲看不过去，冲过来，夺下父亲手中的家什说：孩子又不是野种，打成这样你不心疼？
父亲正在气头上，声音很大地说：这帮小兔崽子，不打不成才。
母亲就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几次，最小的海一边哭一边冲母亲说：妈，你把我们领走吧。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她哽咽着说：你们就当没有他这个父亲吧。
孩子们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但在心里流露出的是对父亲的仇视。
每天父亲回来，原来还有说有笑的孩子们，立马没了声息。他们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父亲的存在，使他们感到窒息。
母亲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让她看不到一点生活的曙光。她没有体会到爱和被爱，生活自然也缺滋少味，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也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日子死水一潭。
就在这时，母亲意外地和师兄重逢了。那年，母亲投奔延安的时候，他们一起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其中就有这位师兄。师兄比母亲高一届，在南方那座城市的医学院里，母亲并不熟悉师兄。是延安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那次，他们一行五人，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百团大战前夕，他们被编入了不同的医院，后来，他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部队调动频繁，合合分分的是家常便饭，于是，母亲就和师兄失去了联系。
这次师兄带着一些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医院取经学习，他们就这样意外的重逢了。
母亲见到师兄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师兄还是老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永远地挂着微笑，他显然也认出了母亲。直到他的手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母亲才知道，这不是梦。十几年前的种种经历又雷鸣电闪地涌到了母亲面前。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师兄这只手不知拉过她多少次，师兄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和有力。那时的师兄也总是面带微笑。不论他们是迷路，还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时，只要师兄的手拉住母亲的手，母亲觉得眼前的困难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师兄这双奇特的手，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母亲最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青年被编在一个干训队里学习。师兄住的那孔窑洞，就在母亲窑洞的上面，母亲每天走出窑洞。一抬头，就能看到师兄正冲她点头微笑。她那时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要一见到师兄的身影，她就快乐无比。
他们一起开过荒种过地，又一起学过纺织，延安的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他的歌声和欢笑。只要有师兄在，母亲就少不了欢笑。有时，母亲一天见不到师兄的身影，她的心里就会空空落落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有许多傍晚，她和师兄顺着延河，背对着夕阳一起散步。他们谈着理想以及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夕阳在他们眼里无限美好，滔滔的河水，仿佛是他们涓涓流淌的话语。他们就这么走呀说呀，天色渐晚了，有了一丝一缕的凉气。师兄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兄的体温，以及师兄的气味。后来，他们就往回走了，过一个土坝，师兄又伸出了他那温暖的手，牵着母亲走过土坝，一直走到母亲窑洞前。在微弱的光线里，师兄冲母亲温暖地笑笑，接过母亲还给他的衣服，冲母亲挥一挥手，一步步地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这一切，都成为了母亲遥远如梦境一样的回忆。
许多年过去了，偶尔，母亲仍能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仅仅是回忆而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后来母亲的神经都麻木了，她不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只能让她痛楚。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和父亲成婚那天，师兄一个人坐在一个土坝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知道师兄想的是什么。在这之前，组织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父亲结婚。她曾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师兄。那时，师兄什么也没说，只冲她苦笑了一下。半晌师兄才说：有可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母亲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全部热情，才和父亲结婚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我真的是彻底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那一次，师兄的卫生交流团，在母亲所在的医院住了三天。他们除了交流工作之外，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母亲从师兄那里了解到，师兄早已结婚生子了，师兄的爱人是人民教师。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也就是说，师兄已经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后来师兄就走了，他仍是微笑着和母亲挥手告别。这一段不经意的插曲，却使母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许久之后，师兄的音容笑貌仍在母亲的心里不断浮现。每当她走回现实中的家，有许多次她幻想着是师兄的身影站在家门前迎接着她，冲她微笑，冲她招手。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她看到的是，父亲那张永无笑容的面孔。父亲大声地在厕所里小便，解完后他仍然不会去拉水箱，任由厕所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传播扩散。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师兄的出现，给母亲无奈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幻想。然而这份幻想，又常常让她感到痛苦。
在生活中，她经常把父亲幻想成师兄。要是父亲就是师兄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他们会有许多话要说，工作上的争论，生活上的畅想。夜深人静了，孩子们都睡去了，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书学习。然后会为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争论几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现实中的父亲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母亲的幻想。匆匆走进家门的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走到餐桌前，屁股似乎还没有坐稳，一顿饭差不多就吃完了。父亲吃饭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而又有节奏。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吃完饭的父亲又急三火四地走进厕所，尿出一泡热气腾腾的尿，然后不洗手不洗脸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美苏两令超级大国这样或那样，国内又是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等。父亲读不懂报纸，听收音机成为了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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